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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心打造的天才-【zixu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22:30:55 阅读: 来源:高压泵厂家

当今之世,说某人是个天才,未见得全是夸赞,然而,对于徐志摩,却只能这么说,

这样一个天才人物,却不是天然生成的,而是他的父亲,一位精明的中国商人精心打造成的,至少起始的时候是这样的。

徐申如,徐志摩的父亲,清末民初时期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,长期担任该镇商会的会长。徐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,该是联合本县乡绅,将拟定要经过桐乡县的沪杭铁路,拐了一个不小的弯儿,经过他的家乡硖石镇,为家乡人民谋了多少辈子的福祉(海宁县城后来迁到硖石镇),同时也让他自己由一镇的首富成为一县的首富。若有人去浙江旅行,留心一下就会发现,这个弯儿,现在还在那儿硬硬地拐着。

改善投资环境,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,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将这一经商方略用于对独生儿子的培养,不期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说到培养,上最好的学校,这不用说了,正常的念书之外,还给聘请最好的老师。这话说起来容易,做到怕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且看徐先生为儿子聘请的是什么样的课外老师。小学毕业,为了让儿子的毛笔字有所长进,父亲领着儿子到上海,投师于名声最响的书法家郑孝胥门下,其时郑孝胥还没有去东北当他的伪满州国总理,还在上海作寓公鬻字为生。此事在《郑孝胥日记》中有记载。大学上的是北京大学,但徐先生仍不满足,为了儿子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,他又以一千大洋的贽礼,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,成为声名显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。

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,徐志摩进的都是一流的大学。在北京大学他上预科而不上本科,是因为预科乃清末编译馆的底子,更注重外语的学习与运用。包括学法律而不学什么国学,都是为了获得最前沿的知识,成为最时髦的新式学人。当然也有与外国学业接轨的意思。果然,预科毕业一年后,徐志摩便赴美留学。初到美国,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,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,获硕士学位。旋即渡海赴英,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,师事著名学者拉斯基,后来转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,研习政治经济学。课余时间,他还参加英国工党的选举活动。

在英国的两年,徐志摩上的是一流的大学,结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。罗素、哈代、曼斯菲尔德、狄更生。正是这位狄更生先生,将他介绍进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的。且看他送给狄先生的礼品是什么,一套雕版印制的《唐诗别裁集》,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:“书虽凋蠹,实我家藏,客居无以为赆,幸先生莞尔纳此,荣宠深矣。”

长袖善舞,多财善贾,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,不长的时间,这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,便成为剑桥大学的名人。连王家学院的门房先生,多年后都还记得那个和气而又阔绰的徐先生。再后来,20世纪80年代,有位去英国留学的大陆学者,写过一篇文章,说一个世纪以来,成年后去欧美留学的中国人,很难融入欧美社会。当他对徐志摩的情况做过一番研究后,不得不修订自己的看法,说,据他所知,徐志摩是唯一的例外。

按徐志摩的心性,依徐申如的期望,徐志摩本来还可以在英伦混下去,弄个博士不是难事。然而,当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,又倏忽而逝的时候,这位富裕的浪荡子,在多雾的英伦再也待不下去了。于是收拾行装,匆匆回国。他的这一轻率的行动,后来曾被他的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嘲笑,此人叫金岳霖,晚年人都糊涂了,还记得徐志摩离开伦敦时唱了两句戏词,前面一句他忘了,后面一句是:“销魂今日进燕京!”

林徽因不过是个诱饵,实则国内有伟大的事业在等着这个不世出的天才。

徐志摩出国前已拜在梁启超门下,1922年10月,他回到上海,双脚一离开轮船的甲板,即踏入中国上流社会的厅堂。到了北京,他就住在梁启超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。松坡者,再造共和之名将蔡锷也。

历史老人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,五四运动刚刚过去,此后几年间,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。

这样一个非常时期,也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,叱咤风云。

徐申如先生的长期投资,又换来了一个丰厚的回报。如果说沪杭铁路拐的那个弯儿只是造福一方,那么这一次的回报,造福的乃是当时的中国社会,惠及的则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子孙。

20世纪20年代,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骤变的时期。一件件的史实不必缕述,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,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。

社团与流派,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急先锋,古今中外,概莫有外。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,在徐志摩回国前,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,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,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,很快就移师上海的创造社。这两个文学社团,可以说都是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,成立之初,都起过相当的作用。然而,它们毕竟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。文学研究会以国产作家学者为主,敦厚有余而魄力不足,难当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大任。创造社是清一色的留日学生,人人英雄,个个好汉,只是气量狭窄,格局太小,难孚众望。真正延续五四精神,影响广披、建树卓著的,还要数1923 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这个新月社。

而新月社的成立,起初只能说等同儿戏。

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,先到上海,再到北京。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,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,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,为了讨老诗人喜欢,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,用毛笔写了三个不会很大的墨字:“新月社”。想来该是个正午,人们都休息的时分,27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后,定然还羞怯地四下里看了看。

然而,就是这一挂,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,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。

真正显示出它的群体威力,还要等到1927年,多数成员聚集上海,成立新月书店,创办《新月》月刊之后。初成立的三四年间,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,蓄积力量。这期间,最具风采和业绩的,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,东拼西杀。“算学事件”、“圈点事件”、“观剧事件”、“音乐事件”……一个接一个的论战,不管赢了还是输了,得到的都是名声。

确也是把好手,且有梁启超的情面,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《晨报副刊》的编辑权。几个回合下来,便将这个“研究系”的报纸副刊,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,在有限的版面上,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。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,连胡适都逊他一筹。

梁实秋回国迟,基本上没有参与北京时期的活动,而在上海时期,他却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,曾一度出任《新月》的主编。这个刻薄的批评家,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朋友,不无深情地说,“新月书店的成立,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”。又说,“胡(适)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,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灵魂”。

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,应者云从,而灵魂即是生命,有他在,不管人多人少,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,落下升起,运转自如;没了他,这轮新月只会落下,不复升起。事实上也确是如此,1931年11月,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,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《新月》月刊,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,终是气数已尽,不久便寿终正寝。

一个年轻人,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,接连几起婚恋风波,已经闹得沸沸扬扬,却还能闹中取静,静中发力,跃马挥枪,几个回合下来,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诗人,又是几个回合,便组建起一个功绩卓著的文学社团,开书店,办刊物,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。这样的人,不是上苍着意爱怜的天才,又是什么?

天才云云,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。公允地说,徐志摩是20世纪之初,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。最终受惠的,还是他苦难的家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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